人間通訊社

記者，負有傳播資訊的使命，也享有採訪自由的權利，因此被尊為「無冕之王」。

記者，看起來好像是很逍遙自在的工作，其實不然，哪裡有災難發生，他就要先到達那裡；哪裡有不公不正的事情，他就要率先去追查。有的記者，深入危險區域採訪而遭扣留，甚至槍決；有的記者，遇山山難、遇水水淹，所以，「記者」這個工作似乎是一個玩命的職業。

創辦人間衛視、人間福報及通訊社

回顧我的人生，認真說起來，我應該也算是一個非正式職業記者的記者。「雜誌事業協會」曾經發給我「記者證」，雖然我不曾用它去採訪過什麼人、什麼事，但我為許多的報刊撰寫專欄，甚至早期我為《覺生》、《覺群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人生》、《今日佛教》、《覺世旬刊》等刊物提供新聞，這應該也算是一個義務的記者吧！此外，我和立法委員沈智慧在台中創辦全國廣播電台，乃至於後來我又在台北成立「人間衛視」、創辦《人間福報》、設立「人間通訊社」；總說起來，我和記者應該是有沾上邊的。

《人間福報》在2000年4月1日「愚人節」創刊，從那一天起，我就在《人間福報》第一版的專欄上發表文章。時光迅速，算一算已經邁入第十二年了（註：至今創報26年），到今天，從沒有開過天窗，或停止過一天。有人說我可以申請金氏紀錄了，但對我而言，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只是聊盡我一點責任，並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做的。

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寫文章，對別人的貢獻有限，但是別人寫文章，對我的幫助，倒是讓我非常感動。年輕的時候，自以為維護公平正義，競相發言，當然就引起別人的論長道短。及至年歲漸長，慢慢才感覺到，記者對一個從事社會活動的人來說，關係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沒有名氣，要記者來採訪你，他也沒有興趣；等到你事業有成，稍有名位，有事情可以報導了，你不要他採訪，他也會緊追不捨。

在我四十歲的那一年（1967），佛光山才開山不久，就承蒙一位中央社記者翁慕良先生，特別在《中央日報》上刊登一大篇新聞報導。從此，山上絡繹不絕的信眾，就成為佛光山的基本擁護者了。

翁慕良

翁慕良先生，江蘇江都人，1914年出生。我知道他是高雄縣大樹國中的一位教師，並且為中央社擔任地方上的駐地小記者。他自己也料想不到，替我寫的佛光山開山特寫新聞，竟能讓報社那麼隆重地刊登。記得當時的《中央日報》社長曹聖芬先生，還特地跑來佛光山訪問我，甚至特別交代翁慕良先生，以後每天都要報導佛光山。我聽了，覺得這也太過分了一點，佛光山還沒有這麼多的內容可以報導啊！不過，現在佛光山對於淨化社會的活動，以及傳播佛法的推動，倒是真的天天有新聞了。只是，這一位有遠見的社長，不知道是否還在人間？我至今仍然懷念他。

翁記者是一個善良和氣的人，我每每看到他在撰寫新聞的時候，都是帶著誠敬的態度在寫。後來他也真的就經常為開山初期的佛光山，做種種報導。

可以說，佛光山從一開始與我們往來的許多人士，都是知識分子。尤其1969年，由於有翁慕良先生報導青年救國團在佛光山舉辦「大專佛學夏令營」，所以後來就有許多年輕人不斷地湧入佛光山參觀。為此，我只有趕快建設朝山會舘，提供給來山大眾使用。從此之後，各級學校的教育會議、各個救國團的活動等，都來借用佛光山的場地，也就讓我深深地感覺到，記者的報導真是大有威力。

我經常說，佛光山初期的功德主，第一是媒體傳播界的記者，第二是青年救國團的知識分子，第三就是佛教廣大的信徒們，由於他們的助成，才有今日的佛光山。

吉田實-1

除了翁慕良先生，佛光山最早接觸到的國際記者應該算是吉田實先生了。吉田實先生是日本人，1931年出生於東京。他生逢大時代，跟我一樣，一生經歷1937年日本侵華、1945年台灣光復、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、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事件。他擔任日本《朝日新聞》記者時，曾代表《朝日新聞》做過駐台灣的特派員，後來又調到北京做特派員。在他即將從北京的工作上退休時，才和我結識。

吉田實先生認識我以後，便想寫一篇關於我的特稿，所以經常來訪問我，和我交談。他認為我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，雖是一個出家人，和黨政、社會各界的關係卻是那麼豐富，和兩岸之間也有來往，但是每到世界各地去，都只有傳揚佛法，不涉及其他，因此，就想要挖掘我的生活內容。

我因為感念這許多名記者，他們為了寫一篇文章，經過那麼多的辛苦，那麼多的驗證，才開始下筆，很不簡單，也就樂於與他相談了。幾年後，他送了我一本他寫的書《三十五年的新聞追蹤：一個日本記者眼中的中國》（2003年，天地圖書出版），當中就收錄了這篇訪問記。

在他和我來往期間，我到美國西來寺，他也追到美國西來寺去。他不是我的徒弟，也不是為了什麼目的，他或者只是想結交我這個人做朋友，或者只是想了解我，或者只是想寫這篇文章，就專程跑到美國訪問我。甚至他還數度到台灣，特地上佛光山找我。就是我偶爾到了台北，他也會來和我做一次談話。

吉田實先生並不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他所訪談的內容，據我觀察起來，也沒有什麼特定的目的。基本上，我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人物，也談不上有什麼條件可以給他採訪。但是我在想，他只是想追尋人性、生命、精神層面上的什麼東西吧！

他的採訪態度確實、嚴謹，不斷地蒐索、印證。我聽說他曾經在撰寫一篇報導時，為了講究真實性，還遠赴新加坡找尋線索，做種種的追查，受盡了種種的苦難。事實也是如此，我讀他的訪問生涯，沒有藉故、沒有虛偽，更沒有特意宣傳或是避重就輕，他只是為了還原人間的一個真實面。

後來，他請我到日本國會做一場講演，那一年（1991），正是我跌斷左腿的時候，當我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時，他一聽非常驚訝。只是，他早已把日期、場地、邀約聽眾等作業都安排好了，而我向來也重視承諾，因此就告訴他，不要緊，我還是會如期前往，只是我不能走路，必須坐輪椅。他聽了以後，我想應該是半憂半喜，喜的是我能去，憂的是我的腿跌斷了。總之，經過不斷地來往聯繫，我終於到了日本。

這一次的講演，是以「國會」名義邀請我去的，並且要我以「二十一世紀的訊息」為題做講說。只是，當我到達國會演講廳時卻發現，他們竟然沒有無障礙空間設施，人都已經到會場了，輪椅卻沒有辦法上舞台，最後，好幾位議員只有一起幫忙把我的輪椅抬上講台了。（待續）